“重农抑商”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活动，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而抑制商业经营活动，以此保障农业方面生产的发展。“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从“士、农、工、商”阶层的排序也反映了商人的地位位于末位。[1]

1 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

首先，经济基础决定了该政策的实施。解决百姓的生存问题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条件，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初建时，都是以发展农业为主要手段。但是在西汉时期社会动荡的背景下，[2]许多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成为流民，沉重地打击了西汉农业的发展。另外，在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下，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较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十分依赖自然而又受制于自然。在这种状况下，土地就是百姓生计的根本，只有依赖土地进行生产，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等，人们才得以填饱肚子，勉强生存。[3]

其次，一些商人的不良品行，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使其成为统治者的眼中钉。西汉初期，一些商人为了发财致富，趁着资源紧缺，囤积物资，利用自己拥有的财产大肆兼并土地。商人的这些行为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影响国家的稳定发展，威胁统治者的利益，因此统治者必然会采取相应政策限制商业的发展。

最后，百姓心中“义”到“利”观念的转变。西汉时期，汉武帝大力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鄙夷商人成为深入人心的思想，从而有利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控制。

2 西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2.1 重农政策

西汉建立之初，经济萧条，百废待兴。政府不得不将发展农业作为重振经济的重要举措,只有提高粮食充足,百姓才能得以生存。汉初实行的重农措施主要有：一是颁布劝农诏书。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曾多次颁布劝农诏书，鼓励百姓进行农业生产。二是移民政策的实施。政府允许百姓进行迁移，将地少人多处的农民调度到地多人少之乡，鼓励百姓开拓土地进行耕种。三是轻徭薄赋。汉高祖时期废除了秦时的“泰半之赋”，规定“什伍而税一”，汉景帝又规定“三十而税一”，统治阶级通过减少赋税的方式来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四是先进的农业工具的推广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代田法是当时最为典型的生产方式，其创始人是赵过，他创造了播种器具搂车和新式耕地器具藕犁，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耕作负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4]

2.2 抑商政策

与农业政策相比,西汉统治者对商业及商人的态度则是天差地别。有相当多的统治阶层对商业的发展持反对态度,对待商人则更加鄙视,认为商人是一群品性贪婪、依靠欺诈平民百姓为生的不法之徒。西汉统治者抑制商业的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汉高祖施行“贱商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及其后代不得“仕宦为吏”。“贱商令”的目的便是要把商人贬低成地位低下的贱民,使从商是一种下贱职业的观念深入人心。[5]第二，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汉武帝时期之前,商人的经营范围广泛,冶铁、煮盐等重要民生行业均由商人垄断。然而,自汉武帝时期起，开始实行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等政策，以收回盐铁等经营权，并向工商业者征收重税，使得其颇受抑制。第三，实行均输平准制。桑弘羊主持公布了均输、平准两项商业垄断制度。均输法本意为“齐劳逸而便贡输”,是指在全国各地设置均输官,统一收集、管理和转卖从郡国得来的赋税财务以解决运输不便等问题。平准法是指国家运用手中掌握的大量物资和经济力量,贵时抛售,贱时收买,以稳定市场物价。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的宏观调控相吻合，均输平准制的实施，有益于国家经济稳定，但对于商人群体来说却是一种抑制和管控。

3 “重农抑商”背景下西汉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在西汉重农政策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在劳动力方面，人口的迅速增加保证了农业劳动力的充足。同时，铁制农具的全面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马耕和牛耕也十分普遍，农业得到了巨大发展。人力、物力的全面提高使得产量大幅上升，百姓的生活成本降低。到文帝初年，每石仅“粟至十余钱”，农业的大力发展让百姓生活水平提高。

在商业方面，汉高祖颁布的“贱商令”只是为了在社会地位方面贬低商人，对商业的发展没有形成实质性影响。这是由于统治者面对西汉立国之初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形势，对铸钱、煮盐和冶铁三大行业采取“无为而治”政策，任其发展。至孝惠、吕后之时，又“复驰商贾之律”。由此可知，实际上，汉初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工商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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