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好莱坞电影的崛起是建立在经典好莱坞电影衰落的基础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经典好莱坞电影的创作模式彻底退出了好莱坞的舞台。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不论是哪个时期的好莱坞电影，其创作的目的始终是获取商业利益。基于这一根本性条件，新好莱坞电影运动的出现仍旧摆脱不了市场的束缚，观众作为市场的主导者，对影片创作的影响力极为突出。新好莱坞电影时期的观众因特殊的社会环境对电影的需求从之前的娱乐至上向人文关怀逐渐转变。为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和价值倾向，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和艺术追求的导演为好莱坞电影的发展探索出了新的方向。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新方向不是导演们的原创，而是依照经典好莱坞电影的原有模式，结合其他国家电影创作的优势延伸出的，可以称之为经典好莱坞电影的升级版。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新好莱坞电影运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是新好莱坞电影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更是这一运动的受益者。经典好莱坞电影在市场上的严重挫败，使得制片厂制度、类型片模式、明星制度等一系列约束导演创作的外在因素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对于科波拉等有着极度个人创作欲望的导演来说，无疑是电影创作生涯的春天。尽管导演还是无法彻底摆脱体制的干涉，但是相对轻松的创作环境仍旧给他们带来了展现自我艺术追求的机会。科波拉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高度的人文关怀，以及对观众审美需求的敏锐洞察，将影片风格的个人化和商业化结合得十分到位，成为新好莱坞电影发展的典范之作。回顾他的电影创作历程不难发现，科波拉的电影深受欧洲艺术电影和苏联蒙太奇理论，特别是爱森斯坦蒙太奇理论的影响。

一、欧洲艺术电影的熏陶和借鉴

科波拉电影创作生涯中最为活跃的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经典好莱坞电影程序化的生产模式营造出的梦幻机制与观众日益提升的欣赏品位和审美趣味产生了严重的冲突。面对市场危机，科波拉等一大批有觉醒意识的电影导演将目光投向了正在复兴的欧洲电影。

二战结束后，异军突起的法国电影和意大利电影凭借其艺术品质和艺术追求为世界电影美学注入了新的养分。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中的“个人化表达”给予了作者电影充足的创作空间，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则是将“社会性思考”作为创作的基点和归途。欧洲电影的艺术风格不仅给商业利益至上的好莱坞以很大的启迪，推动了好莱坞电影旧有模式的革新，更为新好莱坞导演的个人表达欲望找到了突破口。

(一)商业基础上的“作者电影”

“作者电影”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与产品式的经典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的日益泛滥进行抗衡，力图从导演入手，寻求一种新的创作观念。然而，当好莱坞电影自身出现问题时，“作者电影”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拯救好莱坞电影的工具。

科波拉是新好莱坞时期典型的“作者电影”实践者，但他所践行的“作者电影”与法国“作者电影”有着些许出入。就科波拉而言，“作者电影”所诟病的商业对创作的制约却是他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新好莱坞电影处处标新立异，可它的商业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科波拉因身在体制之中，受经典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又是根深蒂固的，他自然无法完全脱离这一现状。所以科波拉以观众的喜好为前提，对“作者电影”的接受态度只是站在兼收、同化的层面上。

反思社会异化和人性扭曲是科波拉“作者电影”最大的特点。他会站在历史的宏观角度探讨战争和社会现实，也会从哲学角度入手，关怀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体验。这种政治文化信念和分析能力正是经典好莱坞电影导演欠缺的。电影《现代启示录》以越南战争为背景，借助一次刺杀行动展开对战争摧残人性的批判。其实，反战题材的电影在当时非常普遍，但科波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将一个行为荒诞怪异的角色同战争的现实场景结合起来，赋予了人物语言以高度的思辨性和哲理性，并且通过细致的视听语言让人类面对战争时的内心感受变得更加具象化。而大获好评的《教父》系列电影则是科波拉对自己意裔身份的探索和认同，电影中表现出的以家为本的观念是意大利传统文化之一，奋勇进取却是美国社会的精神追求，两种文化的不断交织形成了意式影像风格和美式价值观念的完美结合。此外，导演延续一贯的“反思”特点，借黑帮家族的兴衰引出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和人性欲望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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