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社会重工商，商业与车文化互促，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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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天小编要带给大家的文章是有关于古代的马车与商业的关系，马车与经济相互促进，虽然战国时期的马车淡出了战场，但由于商业的发展，依然得到了很好的促进。话不多说，快点和
今天小编要带给大家的文章是有关于古代的马车与商业的关系，马车与经济相互促进，虽然战国时期的马车淡出了战场，但由于商业的发展，依然得到了很好的促进。话不多说，快点和我一起看看吧！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社会并重工商，商业与车文化互相促进共赢。战国时期虽然战车淡出战场，但由于商业比春秋时期有增无减，所以车文化依然保持兴旺发达的“牛市”。待到秦朝扫除六国，一统天下，掀起筑路高潮，本来有望车文化大发展与商业大繁荣时代的到来，然而，事情却有了变化。
就在这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历史开始了巨变。中国社会由农工商并重进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就发生在秦汉时期，准确说转折点是在汉武帝时代。中国车文化也在此时进入急转弯。秦国历史上虽曾一度奉行过商鞅的重农主义政策，崇尚“农战”，但并未轻视工商。后来吕不韦主政（吕不韦是先秦商人做宰相的最后一个），一矫此前的重农偏向，以工商兴国，而亦不废农战；但秦国毕竟有过重农主义传统，所以吕不韦倒台之后，复重农战，虽然也还重视工矿产业。但不知是否因厌恶吕不韦的缘故，开始了贱商运动。将商人视为贱人，与罪犯同科为伍，打入“谪戍”之列，发配流徙服役，是那时的政策。秦政府后来还将这一规定延伸到做生意人的子孙，凡是“大父母（祖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即注册登记的商人）”，均“谪发之”。西汉前期承秦之贱商法。《史记·平准书》：“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马，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政府虽在法律和价值观等“上层建筑”层面上“贱商”，但在下层“经济基础”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商业商人仍然大行其道，不受影响，一下子扭转不了社会逐利从商的趋势。《盐铁论》卷一谓：“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仍然是“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以致“工商盛而本业荒”。晁错《论贵粟书》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连，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所以朝廷穷得连天子也不能驾纯色的驷马，侯王公卿将相或乘牛车，而商贾却“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法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但“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富商的车子“银黄华左搔，结绥韬扛。中者错镳涂采，珥靳飞蛉”。头等的富商乘坐由三匹马拉的开窗且有屏蔽的车子，车盖华丽，连伞盖骨都有花纹，盖柄也包装有护套。中产阶级的商人乘坐的小车连马髦和马蹄都有装饰，马镳涂金绘采，马胸前的套革结玉……不但仍然很豪华，而且逾级超越士大夫。
有鉴于此，到了汉武帝时代，朝廷对工商的态度起了极大变化，开始真正强硬起来，认真落实重农抑商政策，并在实质上有了可操作性的手段。原因是汉武帝时，因对匈奴的战争，军费支出浩大，财政匮乏，赤字激增，政府便向工商界要钱。但那些企业家老板都抠门得很，“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朝廷开始了盐铁国有化运动。《汉书·食货志》载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曰：“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鈇（钳）左趾，没入其器物。”同时还实行酒业专卖的“榷沽”。这是打击工商业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均输平准”。朝廷“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政府搞“宏观调控”，干预市场，平抑物价，使商人无利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