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及人文地理上名实相符

辽河口文化，是指生活在辽河三角洲这片扇形冲积平原上的人们，在业已经历的漫长时光中，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承以及民俗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或制约，所形成的一种别具风貌的文化形态。精简地说，辽河口文化是对辽河口地区的社会文化的命名，这决定了它既是辽海文化的一个区域性文化板块，也是辽海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

盘锦市以这样一个概念来定位自身的地域文化，根源于它的地理位置。

昔日二界沟渔码头

所谓辽河口，即辽河入海河口，是辽河与渤海的交汇地。若干年中，辽河经历了一个“独流入海--分流入海--独流入海”的变迁，辽河口的地域范围也由此呈现了一个历时悠久的动态过程，并最终使今盘锦市辖域成了辽河口的核心区域。

大体说来，在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以前，辽河通过盘锦市东缘的今大辽河河道，于今营口和盘锦之间独流入海。1861年当年，辽河泛滥，导致右岸冷家口溃决，将双台子潮沟冲刷成一条新的河槽。1894年(光绪二十年)，人们为防水患，疏浚开挖河槽30里，把双台子河凿通。从此辽河分流入海，干流来水的40%经故河道(即今大辽河河道)仍于营口入海，60%经新河道(即原双台子河河道，今辽河河道)于盘山入海。

到1958年，为根治辽河水患，人们在盘山县沙岭镇六间房处把外辽河堵塞，将辽河干流分向故河道的水道就此堵死，使辽河干流来水尽由双台子河(今辽河)在盘锦市西郊独流入海;故河道则仅能从三岔河处纳浑河、太子河于营口市入海，并被更名为“大辽河”。

这样的历史变迁，使辽河由盘锦与营口的界河，转变为在盘锦穿城而过的内河;使原来的双台子河口成为今天纯正的辽河口，也使盘锦成为了辽河口地区的核心区域。因此，盘锦市的辽河口文化定位，在自然地理上名实相符。辽河口文化的人文地理范畴，或许较其自然地理范畴还要宽泛一些。这是由于，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其地理边界就不会是固定的，一方面会随着这种文化的不断传播而渐次延伸，另一方面也会随着文化载体的迁移而流转各地，从而日渐模糊文化地理的边界。但无论如何延展，今盘锦地域也都是辽河口文化的发源地与核心承载体。

深厚的历史积淀给予支持

辽河三角洲这片广袤的扇形冲积平原，远古被称为“辽泽”，近代素称“九河下梢”及“退海之地”，其文化含量也由此受到世人的长期质疑。实际上盘锦这片退海冲积平原不仅有着坚实的历史文脉根源，而且那丰厚的历史积淀还呈现了独树一帜的濒海临河的地域文化面貌，进而使“辽河口文化”这一概念得以脱颖而出，又很快破茧成蝶。

盘锦北沙岗子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彩陶片

事实上，盘锦属实受到了地处海河边缘之境的很大限制，导致史上记载相当有限。因此，对盘锦地域文化的研究，很难仅集中在对古籍中相关地名、史料的索引上，而是以考古学范畴的调查与借鉴居多，具有浓厚的田野考察性。令人振奋的是，在1980年至1984年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和2007年至2011年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考古工作者都在盘锦这片土地上发现了大量遗址、遗迹、遗物等，并留下了翔实的考古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足以表明，未曾被古籍记载，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不曾发生及发展。

迄今的考古调查已确凿无疑地表明，盘锦地区的文化起源至迟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而且与辽河流域的经典文化形态之红山文化同源。证据是，早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彩陶片就已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接下来，先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持续繁衍，并相继留下了相关物证，包括商周时期的聚落址，战国时期的燕刀币，辽金元时期的瓷器，明代的边墙、墩台、镇堡以及清代的炮台、甲午战争遗址等等，甚至出土了唐代的货币。

尤为重要的是，在这片土地上还相继发现了多处贝壳堆积的文化遗址，如辽代三官庙遗址、明代马蹄岗子遗址、万金滩小庙遗址、沟北遗址、老坨子遗址等。这种遗址被当地人俗称为“蛤蜊岗”“蛤蜊山”，从中可见其规模之大，人们甚至取其贝壳磨碎了做鸡饲料。这些贝壳多属蛤蜊、牡蛎、海螺等海生物的遗留，这凸显了栖居在辽河口地区的人们曾经从事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独特而又持久。王绵厚先生说，辽河是“战国以前，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唯一被载入正史的中华名川”。辽河口地区的先民虽然较少被史籍记载，却仍然以实物为我们留下了他们曾经在此努力求存的有力证据，且足以构筑起辽河口文化的历史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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