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在中国古代是对“经邦经国”和“济世济民”的概括，其中蕴含着古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

一直以来，商品经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不论在今天还是古代，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都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据统计，2019年中国GDP总量为14.3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21.4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量的六分之一，从这来看今天的中国无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了，且处于高速发展的上升期。

在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适度的宏观调控也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导致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到挽救美国人民于水火的“新经济政策”，我们都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中政府这只“无形的大手”的重要性。

公元614年，隋炀帝一意孤行，第四次征讨高丽。长期征伐劳民伤财，积攒在百姓心中的怒火彻底爆发，饱罹战争之苦的农民揭竿而起，各地起义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618年，隋朝灭亡，唐高祖李渊在长安称帝。“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李世民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国家经济慢慢从隋末的黑暗中开始步入了正轨。对于胸有韬略的李世民来说，他可能并不知道中国古代最强盛、影响力最大的时代即将在自己的手中诞生。酷爱读书的他，心中正一笔笔勾勒着一张发展国家经济的宏伟蓝图。

“重农抑商”的思想延续千年，为何在唐朝能被打破？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在传统封建思想中，农业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而商业长期以来则被看作“末业”。

秦始皇时期，商人的地位和逃犯相似，都要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汉高祖时期，禁止商人穿戴丝绸、乘坐马车，对他们征收高额赋税，并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严禁商人购置土地。古代统治者普遍认为，发展农业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可以把千千万万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管理起来更加容易。在老百姓的心中，对于商业和商人也有着很重的偏见，从古人对社会各阶层的排序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来对社会阶层进行排序，商人排在末位。

唐太宗李世民

在唐朝开国之初，统治者延续了浓厚的“重农抑商”思想，政府派遣官员到各地商品贸易活动区进行管理，在交易的时间上也有严格的限制。为了减少土地兼并的现象，在农业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均田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业、手工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各种新型农器、手工工具层出不穷，品种繁多的农产品、手工业品也开始在市场上流通。这种基本的经济政策在初唐时期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赋税收入，但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随着唐朝政权的稳固和国力的加强，政治社会趋于稳定，农业、手工业长足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物质和精神需求也逐渐丰富起来，单靠农业经济的支撑显然已无法满足。统治阶级认识到，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唐朝政治开明、外交开放、文化交流、民族交融，对外商业贸易往来不断，这些因素都推动着唐朝的经济政策逐渐由“抑商”向“扶商”转变。一场关于市场经济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铸铜币，设柜坊，开夜市，禁止官员参与商业活动，唐政府加大对商品经济调控

初唐时期政府提出“宽商利末”的思想，“安史之乱”前的历任皇帝也都对商业采取了放任政策，烟酒、关市等大小交易均不征税。开关弛禁，甚至废除了关卡稽查制度，历代大臣多有进谏加征商税、关税者，也大都不被皇帝采纳。开明包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商人的积极性，鼓励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成为唐朝初期经济发展的强大助力。

唐开元通宝

唐代改变从前以重量为单位的货币命名方式，统一铸币，统一称谓。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开元通宝，规定每十文重一两，每一文称一钱。显庆五年，民间坊市私铸假币横行，唐高宗改铸“乾封泉宝”钱，使私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货币的流通，还解决了私铸和钱荒问题，保证了商业经营的正常进行。

随着商品经济蒸蒸日上，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商人通过经商获得的丰厚利润让一些在朝的官员眼红不已，大批官吏开始兼营商业，通过放债、租赁等牟取暴利。官吏的经商行为打破了市场经济的平衡，政治趋于腐败，经济日益混乱，商人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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